2014年下半年之后放开地产企业进入境内债券市场，解决了地产企业长期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房地产企业的资金来源和运用在期限上的错配是大问题，融短用长是房地产企业的重大经营风险。由于开发贷款放款需要四证齐全，企业在拿地时往往不得不依赖于高成本的信托融资。随着境内债券市场的打开，地产企业如鱼得水。2015年多次降息，又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资金成本。
2014年，大量地产企业得以准入境内债券市场，中期票据，公开发行的公司债，非公开发行的公司债等多层次的工具，为企业带来以往难以想象的长期信用负债资金来源，极大优化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到了2015年三季度，债券市场的风险溢价进一步下降，大量房地产公司继续积极发行债券融资。
股权融资则进一步扩大了企业的资本金，方便企业进一步加杠杆扩大资产规模。
但是，饥荒过后的灾民面对丰盛的食物，初固然是心满意足填饱肚子，但此后就很容易因为暴饮暴食而身体受到损伤。他们往往不会考虑自己到底需要吃多少，而会想到以往长期吃不饱，生怕现在不多吃一些以后就吃不到。
房地产企业也是一样。大多数民营中等规模的房地产企业，并不是根据资金运用来测算融资需求，而是根据融资能力来决定资金投放。经过了漫长的房地产牛市，企业往往不担心拿地问题，只担心融资渠道。于是，一些企业开始从“吃得饱”走向“吃撑了”。所谓吃撑，就是其新增融资的 其实不高，但企业却仍然坚定期望加杠杆。充裕的资金使得企业不得不降低拿地的标准，新增了一些质量不高的土地储备。
研究者或许会责难企业，为什么不能低点抄底拿地，高点暂停拿地。其实这个行业基本没有哪家企业真的能逆周期操作。那些标榜可以逆周期操作的企业，往往只是因为在规模较，勇于加杠杆而已。在销售不好时候，用捉襟见肘的现金流去拿地，没有几家企业有这个勇气；在资金转好之后，面对账面巨大的存量资金，也罕见哪家企业真的去偿还债务或者加大派息。
以往地价过高，总是通过时间来消化，总是有一波房价的大幅上涨出现，从而使土地价格显得不再昂贵，所以很多企业也并不担心地价太高的问题。
逼仄的市场造成竞争激烈
地王的出现，和企业可以选择的拿地区域越来越少有关系。
这一方面是因为三四线城市客观上去化困难，房价基本不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绝大多数企业没有良好的异地布局和成本管控能力，无法控制住三四线城市的建安成本，把制造业属性更强的三四线土地，当成资源品来看待。
2007年到2011年，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的道路越走越宽广，企业纷纷增加城市布局。三四线城市存量住宅供给以老公房为主，品牌开发企业有一个小而美的市场空间。企业可以面向三四线城市少量富裕人群提供高端产品，这些人群虽然总量很少，但购买力其实很强。三四线当时又没有竞品供应，开发毛利率确实令人满意。
但是，三四线毕竟是人口净流出，富裕人群的总量十分有限。一方面，少量的富裕人群改善生活需求很快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大量开发企业涌入这些市场。等到2013年时，三四线城市的市场，一些是供过于求，一些简直是没有需求可言。尽管由于资金供给充裕，2015年三季度时三线城市的土地市场也有所好转，但比起繁荣期仍然不可同日而语。
企业不愿意去三四线城市拿地，不只是市场容量的关系。的确还有一些三四线城市可以有盈利。但这些城市共同的特点往往是专业人才储备不足和房价较低。专业人才储备不足，就容易让执行力较低的公司无法轻易进入这样的城市。房价较低，就意味着建安成本占开发成本的比重较大，这时候能否提高产品的成本性价比就非常重要，企业不可以坐等资源，而需要极力提升单位成本投入的产品吸引力。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企业仍然可以在三四线城市生存，而另外一些企业却寸步难行。
三四线城市拿地热情不高，企业资金又越来越充裕，转向一线城市拿地也就在情理之中。以前是10家企业竞争，现在可能是20家企业竞争。不少以前主要在一二线的企业，往往宣称要聚焦核心城市，不少以前只在三四线拿地的开发企业，也逐渐号称走向一二线。这样一来，一线城市的地价怎么会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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